慎到.墨濡讀書


親愛的用戶您好,為了取得最佳的瀏覽效果
請您將Flash播放器更新為最新版本。 由此處取得 Flash

影片描述

無名

上傳日期:2020-01-16

慎到.十子亂道之一

慎到

慎到約公元前390年~公元前315年,尊稱慎子。
中國戰國時期趙國邯鄲今屬河北省人。
《史記》說他專攻“黃老之術”。
齊宣王時他曾長期在稷下講學,是稷下學宮中最具有影響的學者之一。
《史記》說他有《十二論》《漢書·藝文志》的法家類著錄了《慎子》四十二篇。
是從道家中出來的法家創始人之一。

後來很多都失傳了。
《慎子》現存有《威德》《因循》《民雜》《德立》《君人》五篇。
《群書治要》裡有《知忠》《君臣》兩篇.
清朝時,錢熙祚合編為七篇,刻入《守山閣叢書》。
此外,還有佚文數十條,近代出土慎到佚篇《慎子曰恭儉》

生平

慎到,生於趙國首都邯鄲。
錢穆《先秦諸子系年》和梁啟超《先秦學術年表》。
認為其卒於公元前299年齊閔王時,今人以為錯誤。
早年曾“學黃老道德之術”,後來成為法家創始人物。

也有人鑒於其道法結合的思想傾向,稱之為道法家。
齊宣王時他曾長期在稷下講學,有不少學生,在當時享有盛名。
在稷下時,與田駢、接子、環淵等有較多的交往。
他們一起被齊王命為大夫,受到尊敬。

齊王還特意為他們建起了高樓大廈,修築了四通八達的道路。
他主張“抱法處世”“無為而治”。又一說,慎到,趙人也,其著作多佚。
明慎懋編纂《慎子內外篇》 ,並輯錄慎到傳記大略謂:“慎到者,趙之邯鄲人也。
慎到博識疆記,於學無所不究。

自孔子之卒,七十子之徒散游列國,或為卿相,或為士大夫。
故蔔子夏館於西河,吳起、段干木、慎到之徒受業於其門,及門弟子者甚眾。
慎到與孟軻同時,皆通五經;軻長於《詩》,慎到長於《易》。
齊威宣王時喜文學游說之士,如騶衍、淳於髡、田駢、接予、慎到者流七十六人。
命曰列大夫,為立館稷山之下,高門大屋,尊寵之。
不治而議論,天下諸侯客言,齊能致天下賢士也。是以齊稷下學士,多至數百千人。
... ...
展開影片描述

回應

想要回應這則精彩的影音嗎?請先
  1. 2020-01-17 00:01:39 無名 說:


    楚襄王時慎到赴楚,為楚(頃)襄王傅。
    襄王之為太子也,嘗質於齊,及其歸也,齊王求東地五百里乃得歸,不與不得歸。
    襄王退而就慎子計,慎子令朝群臣而皆獻策焉。
    上柱國子良曰:“不與則不信,請與而復攻之。”
    昭常曰:“去東地五百里,是去國之半也,勿與,臣請守之。”
    景鯉曰:“不可與也,臣請西索救於秦。”
    王謂慎子曰:“寡人誰用三子之計?”
    慎子曰:“王皆用之。”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。
    遣子良之明日,立昭常為大司馬,使守東地。又遣景鯉里索救於秦。
    齊王恐焉,乃遣子良南道楚,西使秦,解齊患。士卒不試,楚東地復全。”

    傳中所記慎子為襄王獻計事,發生於前299年。襄王即頃襄王。
    (據六國表,立於周赧王17年,卒於周赧至52年)其父即楚懷王。
    (《周書謚法解》曰:“慈義短折曰懷”)
    楚懷王赴秦會盟,被秦所欺而扣留於秦國。
    頃襄王立於周赦王17年(前298),襄王立之三年後,懷王客死於秦。

    慎到與屈原約略同時。《莊子天下篇》稱慎到:
    “髁無任,而笑天下之尚賢也;縱脫無行,而非天下之大聖。”
    又述其言曰:“無用賢聖。”
    《荀子解蔽篇》謂:“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。”
    這種思想與老子的思想是一致的。

    楊《荀子注》謂“慎到本黃老之術,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。”
    又述其言曰:
    “多賢不可以多君,無賢不可以無君。”是慎子以尚賢使能為非也。
    慎氏本《內篇》錄《韓非子難勢篇》
    慎子之言,曰:“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,而賢智之不足慕也。”
    又曰:“賢智能不足以服從頭則勢位足以屈賢者也。”
    《太平御覽》638錄《慎子》之方。
    曰:“立君而尊賢,是賢與君爭,其亂甚於無君。”
    又曰:“君立則賢者不尊。”
    《御覽》523錄慎子之言,亦曰:“有貴賤之禮,無賢不肖之禮。”
    梁玉繩《漢書人表考》記戰國時有二慎子:
    “ 《戰國策》有慎子,為襄王傅;魯亦有慎子,見《孟子》。”

    按魯慎子即墨子弟子禽滑釐。“滑釐,慎子名。”
    焦循《正義》曰:
    “慎子與墨子之徒禽滑釐同名,或以慎子即禽滑釐。
    或以慎子師事禽滑釐,稱其師滑釐不識,皆非是。”

    思想法治

    慎到主張「民一於君,事斷於法」即百姓、百官聽從於君主的政令。
    而君主在做事時必須完全依法行事,而且,立法權也要集中於君主之手。
    各級的官吏只能嚴格地遵守法律和執行法律,即「以死守法」。
    百姓則要接受法令的規定,按法做事,即「以力役法」。
    慎到認為這樣才能實行法治,並取得功效。

    在君主具體執法的過程中,慎到提倡法治,做到公平執法,反對人治。
    主張立法要為公,反對立法為私。
    用他的話說,就是「官不私親,法不遺愛,上下無事,唯法所在。」
    他認為法治比人治優越,甚至說不好的法律也比沒有法律好。

    慎到非常重視法律的作用,認為“治國無其法則亂”,堅決主張“法治”;
    而要實行“法治”,就必須尊君和尚法。
    所以他說:“民一於君、斷於法,是國之大道也”。
    要求“民一於君”的主要理由是“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”。
    為了尊君,他不僅反對與國君分庭抗禮的貴族,也反對儒、墨的尊賢、尚賢。
    認為“多賢不可以多君,無賢不可以無君”;主張“君立則賢者不尊”。
    “立君而尊賢,是賢與君爭,其亂甚於無君”。

    “民一於君”在法律上的表現,是只有國君才有權立法和變法。
    各級官吏只能“以死守法”,嚴格遵守和執行君主的法令。
    一般老百姓則必須“以力役法”,受法令的役使。
    但他的“民一於君”又是有條件的,即國君有權立法、變法。
    但不能隨意立法、變法,而應“以道變法”。

    具體說,就是“天道,因則大,化則細。
    因也者,因人之情也。人莫不自為也,化而使之為我,則莫可得而用矣”。
    他這種“人莫不自為”的人性論。
    實質上正是當時,以封建土地私有制為基礎的新興,地主階級私有觀念的反映。
    他認為國君如能“因人之情”來立法,立法以後凡事一斷於法,就能治理好國家。

    治國

    重“勢”和“無為而治”。他提倡重“勢”和“無為而治”。
    重“勢”是為了重視法律,君主只有掌握了權勢,才能保證法律的執行。
    慎到把君主和權勢分別比喻為飛龍和雲霧,飛龍有了雲霧才能飛得高。
    如果雲霧散去,飛龍就是地上的蚯蚓了。

    如果有了權勢,即使像夏桀那樣的昏庸殘暴。
    命令也能執行,即“令則行,禁則止”。
    如果沒有權勢,即使像堯那樣賢德,百姓也不聽從命令。
    所以,慎到反對儒家主張的“德治”。
    認為那樣不可能使法律貫徹執行,會產生很多弊端。

    慎到的無為而治,包含“君臣之道:臣事事而君無事”。
    即國君不要去做具體工作,具體工作應在“事斷於法”的前提下。
    盡量讓臣下去作,以調動臣下的積極性,發揮他們的才能。
    使得“下之所能不同”,而都能為“上之用”,從而達到“事無不治”的目的。

    他還認為,“亡國之君非一人之罪也,治國之君非一人之力也”。
    如果國君只靠自己一個人的力量,決不能把各方面的事辦好。
    因為“君之智未必賢於眾”,即使“君之智最賢”,也必然精疲力竭,不勝其勞。
    而且國君如果事必躬親,一個人去“為善”,臣下就不敢爭先“為善”。
    甚至會“私其所知”,不肯出力,國事如有差錯,“臣反責君”。

    慎到認為這是“亂逆之道”,是“君臣易位”,國家也就不可能不亂。
    在無為而治方面,慎到和申不害主張是相似的,只是論述的角度不同。
    他認為,如果國君什麼事都自己親自去做。
    不但會筋疲力盡,還會使大臣旁觀,不積極做事。
    等一旦有了過失,大臣會把責任推到君主身上。
    君臣矛盾的激化甚至會導致謀反篡位的事出現。

    在慎到的政治思想體系中,“勢”被置於法、禮之上。
    被認為是從事政治活動的前提。
    慎子關於“勢”的理解,歷代為正統思想所斥。
    但只要以歷史的眼光來看,“貴勢”的思想基礎是人的平等。
    即君主與匹夫一樣。
    從根本上否定傳統的“天生聖人,作君作師”理論。
    是道家“齊物論”哲學的應用。

    為了進一步說明“勢”,慎到還引進了一個概念:“定分”。
    所謂“定分”,即“分定”“名分”“占據”之義。
    君主是國家機器的主軸,君權一定要大於臣權。
    慎到提出“得助於眾”來實現此目標,核心是人,方法是“兼畜下者”。
    君主得“勢”在於處理好兩個關系:一“民能”與“君用”;二上下關系。

    慎到的權勢集中論的基礎在於:權勢大小取決於“下”“眾”支持的多少。
    其權勢論最精彩處在於君主“為天下”說。
    意即君主立天下不是為一己之私利,而是有利於社會的治理。
    為了進一步要求國君為國家服務,慎到提出了“誰養活誰”的問題。
    即國君由百姓供養,其權力是百姓授予的,而非天子自己取得。
    因此,國君、天子為國家、為民眾是當然的義務。
    這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的“君權神授”說。

    基於“貴勢”理論,慎到鮮明地主張法治。他認為“國家之政要,在一人心矣”。
    保持人心之平穩與和諧,對於維護國家系統的穩定有關鍵意義。
    要達到這個目標,慎子認為唯一的辦法是實行法治。“一人心”是法治的本質。

    人治還是法治,是先秦政治思想的焦點,慎到明確指出人治是一種最大的“私”。
    慎到的立法原則,是他的哲學思想的社會化。
    立法要遵循人性的好利,是一條原則。
    但法不能滿足一切私利,慎到的又一條准則是“立公去私”。
    “公”具有一般意義,高於君主利益。
    為了保證人們能“立公去私”,奉公守法。
    慎到提出“分”的概念,即分清職守,不得逾越。
    這樣所有的臣民都被法分解成特定的個體。
    “法”是唯一的連結紐帶,便於君主控制,有利於社會的穩定。

    慎到

    在先秦的法家代表人物中,慎到、申不害和商鞅分別重視“勢”“術”“法”。
    但都是在提倡法治的基礎上提出的不同觀點。
    “勢”主要指權勢。
    慎到認為,君主如果要實行法治,就必須重視權勢,這樣才能令行禁止。
  2. 2020-01-16 23:59:48 無名 說:

    清靜而治

    一方面,慎到主張因循自然,清靜而治。
    所以,他說:“天道,因則大,化則細,因也者,因人之情也。
    人莫不自為也,化而使之為我,則莫可得而用矣”(《慎子·因循》)
    意思是說,任其自然,則萬物亨通,化而變之,物就不得其用了。
    自然界是這樣,社會也是這樣。

    他在《民雜》中說:“民雜處而各有所能,所能者不同,此民之情也。
    大君者,太上也,兼畜下者也。下之所能不同,而皆上之用也。
    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資,盡包而畜之,無所去取焉。
    是故不設一方以求於人,故所求者無不足也。
    大君不擇其下,故足。不擇其下,則易為下矣。
    易為下則莫不容。莫不容故多下,多下之謂太上。”

    “因民之能為資,盡包而畜之,無所去取”。
    這就是在治理百姓時也要因其所能,不要偏取,有所去取,這樣才能富足。
    另一方面他又強調法和勢。法就是法律、法規,勢就是權勢。
    這二者是相輔相成的。勢是前提,法是手段。

    慎到認為:“大君任法而弗躬,則事斷於法矣”(《慎子·君人》)。
    慎子曰:
    「飛龍乘雲,騰蛇遊霧,雲罷霧霽,而龍蛇與螾螘同矣,則失其所乘也。
    賢人而詘於不肖者,則權輕位卑也;不肖而能服於賢者,則權重位尊也。
    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,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。
    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,而賢智之不足慕也。
    夫弩弱而矢高者,激於風也;身不肖而令行者,得助於眾也。
    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,至於南面而王天下,令則行,禁則止。
    由此觀之,賢智未足以服眾,而勢位足以詘賢者也。」”
    這是《韓非子·難勢》中轉引慎到的話。

    龍蛇之所以騰空飛天,主要憑借雲霧的威勢。
    一旦雲霧消失,龍蛇就與地上的蚯蚓一樣,無所作為。
    原因在於失去了它們賴以飛騰的勢。同樣,沒有了權勢。
    聰明賢能如堯這樣的君主連三個普通人也治理不了。
    而有了權勢,昏聵平庸如桀這樣的人卻能使天下大亂。

    搶法處勢

    所以,他主張“搶法處勢”;“法制禮籍,所以立公義也”;
    “法者,所以齊天下之動,至公大定之制也。
    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,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,
    士不得背法而有名,臣不得背法而有功。
    我喜可抑,我忿可窒,我法不可離也;骨肉可刑,親戚可滅,至法不可闕也”。

    把法看成了國家的根本,是維系社會秩序,倫理道德的可靠保證。
    慎到認為,有了法,就要真正以法治國,不能只是擺設。
    他說:
    “為人君者不多聽,據法倚數以觀得失。無法之言,不聽於耳;
    無法之勞,不圖於功;無勞之親,不任於官。
    官不私親,法不遺愛。上下無事,唯法所在。”(《慎子·君臣》)
    什麼都要用法來實行、判斷、裁定,不能有所遺漏。

    法有種種作用,所以,“法雖不善,猶愈於無法”(《慎子·威德》)
    然而,“治國無其法則亂,宗法而不變則衰,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。
    以力役法者,百姓也;以死守法者,有司也;以道變法者,君長也。”
    (《藝文類聚》卷54引《慎子》)

    法必須不斷變化以順應時代,否則,法就會衰敗,就會走向死亡。
    所以,作為國君的責任之一就是變法。
    表面上看來,慎到主張因循自然、清靜而治與以法治國是矛盾的。
    實際上,慎子的意思是在法治的基礎上依照事物的本性,順其自然。
    法也必須遵循自然本性。很明顯,慎到的思想是老莊道學與法家的合流。

    馭人

    《慎子》一書中,沒有“術”的概念。
    但他的貴勢,尚法理論要得到推行,就不可能沒有一套方法。
    慎到把馭人之術總結為兩條:一“尚法不尚賢”二“君無事臣有事”。
    慎到反對“尚賢”,並不反對“任能”“能”與“賢”是兩個不同的概念。
    “能”指技術性的才干,而“賢”是道德、政治概念。
    君主的領導藝術在於知人之能而善用之。
    君主要有得當的馭臣之術,其中重要的一點是不要事必躬親。
    至於用什麼人,慎到“不用忠臣”,不相信那種“空言忠心”的臣子。

    這裡區分兩個概念:“自我”與“為我”。
    前者是人的本性,後者是君主的私欲,要臣下舍身奉獻,即忠臣。
    與此聯系,慎到反對用忠臣,並不反對用能臣。
    他用直率的語言,揭露出君臣關係的本質,在政治思想史上意義重大。

    著作

    慎到與老子、莊子都崇尚自然,其出發點相同,但他們的歸宿差之甚遠。
    老子看到自然的偉大,鼓吹“絕聖棄智,復古歸樸。
    莊子在“完美自然”的前提下,對人類社會充滿絕望之情。
    慎子認為天地的偉大,但同時相信人們能能夠處理好與自然的關係。

    中國哲學史上的道家體系,從慎子開始,走上了積極干預社會的道路。
    慎子以“因循自然”的哲學體系,在政治上提出較系統的法、術、勢理論。
    為法家政治理論增添了許多新鮮血液。

    在前期法家中,慎到以“貴勢”著稱。
    “勢”有三層含義,其一相當於今天物理學上的“勢能”;
    其二指的是一種有利地位;其三是指政治生活中的權力,即能支配他人的地位。

    他把法家所主張的“法”和道家所主張的“道”或“理”等同起來。
    道家認為人君在“道”面前只能“惟道是從”、“無為而治”。
    慎到則認為人君在法面前也應“事斷於法”、“無為而治”。
    這既是他的法律觀所導致的結論,也是他的國家觀所導致的結論。
    二者都源於他的公私觀。

    在他看來,天子、國君以及各級官吏不但必須“任法”“守法”“唯法所在”。
    而且都是為了服務於天下、國家而設立的。
    因此他說:
    “立天子以為天下,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,立國君以為國。
    非立國以為君也,立官長以為官,非立官以為長也”。

    他已從公私觀上將天下、國家和天子、國君區分開來。
    所以他主張臣下“以死守法”、“守職”,而反對忠君。
    君主本人也只能為國、為“公”,而不能“行私”。
    為了防止國君行私,慎到反對國君“自任”,而要求國君“任法”。

    影響

    慎到把國家職能規範化。
    用規範的形式體現和保證統治階級的利益,無疑是傑出的思想。
    慎到的法治思想有重要的理論價值。

    其一,他論述了君主與國家的關係。
    指出君主僅僅是國家職能的執行者,是法的工具。
    其二,他把國家職能規範化,使治理國家的方法由神秘轉向公開。
    是中國行政管理學上的一個創舉。

    慎到的勢、法、術互相制約、互相補充。尚法是處於中心地位的思想。
    而法之行,賴於統治者的威勢。有威勢、始能令行禁止,而達於至治。
    重勢之說為韓非吸收繼承。
  3. 2020-01-16 23:59:06 無名 說:

    評價

    對於慎到的學說與思想,歷史上的評價分歧頗大。
    古代《莊子·天下篇》把慎到與彭蒙、田骈等量齊觀。認為他們都是道家。
    他們公而不當,易而無私,決然無主。
    趣物而不兩,不顧于慮,不謀于知,于物無擇,與之俱往。
    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。彭蒙、田駢,慎到聞其風而悅之。

    齊萬物以為首,曰:
    「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,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,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。
    知萬物皆有所可,有所不可,故曰選則不遍,教則不至,道則無遺者矣。」

    是故,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,泠汰萬物以為道理。
    曰:
    「知不知,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,謑髁無任,而笑天下之尚賢也!
    縱脫無行,而非天下之大聖,椎拍輐斷,與物宛轉,舍是與非,苟可以免。
    不師知慮,不知前後,魏然而已矣。
    推而後行,曳而後往,若飄風之還,若羽之旋,若磨石之隧。
    全而無非,動靜無過,未嘗有罪。是何故?

    夫無知之物,無建己之患,無用知之累,動靜不離于理,是以終身無譽。
    故曰:至于若無知之物而已。無用賢聖,夫塊不失道。」
    豪桀相與笑之曰:「慎到之道,非生人之行,而至死人之理,適得怪焉。」
    由於莊子是道家,其思想與慎到有共同之處。
    所以,莊子的評論與分析都是贊揚性質的。

    荀子的評價就不一樣了,他在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中說慎到的思想學說:
    “尚法而無法,下修(循)而好作,上則取聽於上,下則取從於俗。
    終日言成文典,及糾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,不可以經國定分。
    然而其持之有故,其言之成理,足以欺惑愚眾,是慎到、田駢也。”

    《荀子·解蔽》中又說:
    昔賓孟之蔽者,亂家是也。
   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。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。
    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。申子蔽於埶而不知知。
    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。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。
    故由用謂之道,盡利矣。由欲謂之道,盡嗛矣。
    由法謂之道,盡數矣。由埶謂之道,盡便矣。
    由辭謂之道,盡論矣。由天謂之道,盡因矣。此數具者,皆道之一隅也。

    夫道者體常而盡變,一隅不足以舉之。
    曲知之人,觀於道之一隅,而未之能識也。
    故以為足而飾之,內以自亂,外以惑人。
    上以蔽下,下以蔽上,此蔽塞之禍也。
    孔子仁知且不蔽,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。
    一家得周道,舉而用之,不蔽於成積也。
    故德與周公齊,名與三王並,此不蔽之福也。」

    後來楊亻京在注《荀子》時作了進一步的解釋和發揮:
    “慎子本黃老,歸刑名,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。
    故其說曰:多賢不可以多君,無賢不可以無君。
    其意但明得其法,雖無賢亦可為治,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。”
    楊亻京的這種解釋和發揮對幫助我們理解荀子的觀點很有裨益。

    荀子認為,慎到的思想學說是一種迎合君主與大眾的學說。
    細究起來很難看出它的旨歸所在,散亂而不成系統。
    因而是不能用來安邦治國的。
    而且慎到片面強調法,忽視人的作用、能人的作用。
    認為法可以包辦一切,這又走向了極端。
    但是,慎到的學說持之有故,言之成理,並非毫無道理。
    因而是可以聊備一說的。
    秦漢以後,隨著儒家學說定於一尊局面的出現,慎到的學說遭到了徹底批判。

    《韓詩外傳》說:
    “夫當世之愚,飾邪說,文奸言,以亂天下,欺惑眾愚。
    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。
    則是範睢、魏牟、田文、莊周、慎到、田駢、墨翟、宋鈃、鄧析、惠施之徒也。
    此十子者,皆順非而澤,聞見雜博。
    然而不師上古,不法先王,按往舊造說,務自為工,道無所遇,而人相從。

    故曰十子者之工說,說皆不足合大道,美風俗,治綱紀;
    然其持之各有故,言之皆有理,足以欺惑眾愚,交亂樸鄙,則是十子之罪也。”